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45]《清华学人》，转引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从法学历史主义的叙事理路而言，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法律并非只是对于既往法律事件的序列性叙述，而是对于一个法律概念的整体性的再现与统一性的重组，从而重组一个法律的时代。［6］任强博士认为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法律思想是一个法治国家的精神财富，当代中国的法律思想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20］ 王申：《论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意义》，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指出近代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典皆由政府、法律家、民众共同完成：政府为编纂民法典提供政治支持。例如，我们可以从中华法系是世界著名法系之一、代表着优秀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智慧的角度，开展研究，产生符合上述判断的成果。［7］李力教授着重探讨了边缘化困境下中国法制史学（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主要对象）面临的危机、挑战与出路，认为近一百年以来，一方面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研究取得相当显著的成绩。我国大陆法制史学的发展同样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危机和法制史学自身的问题与相对的危机，可以借鉴台湾同仁的努力方向，将法律史学与实证法学融合，与理论法学融合，坚持学术规范与提升学术品质。

所以，古代司法的终极价值并不在于一丝不苟地实施法律，而在于通过司法维护建立在情理基础之上的儒家所倡导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法学研究中对法的探究需要历史认知和历史阐释，法学的建构也需要有对于史学的借鉴。二是为法官判决提供支持，即帮助法官 在一个既定的法律秩序中，协调各种目标的实现过程。

因而难保不陷入奥特曼所批评的局面， 即这个利益概念如此宽泛，以至于会变得没有任何价值。法官所做的，不仅是将各种事实归 类到法律命令之下，还要在法律缺位的地方架构新的规则，并修正有缺陷的规则。) (2)定量计算：阿列克希对隐私权v.媒体自由的个案分析 将科学追求——明晰性和确定性——贯彻到极致的，是德国学者的价值计量方法。(二)一个结论：法权感的高级形态 就方法一词内涵而言，大致是指在各类似情形下能够重复适用的处事程式(可操作 性)，另外，它至少需具备两个重要特征：规律性(regularity)和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

)现象学的还原过程，可分为先验的还原(transzendental Reduction)和本 质的还原(eidetische Reduction)两阶段。台湾法学前辈洪逊欣先生曾就此指出，现 象学之所以采取这种还原方法，是为了认识现象本身的存在和蕴含于现象中的本 质。

) 附图 这三份表格，亦即利益衡量的三个过程明白地表示，在此案例中姘居妻的利益无法得 到保护。它实质上只是法权感的一种高级形态，而不是一种自足的法学方法。(注：See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s,trans.and ed.by M.Magdalena Schoch,Harvard University,1948,pp.137.)虽然利益法学方法在民法解释学上一直颇受重视， 但在公法、尤其是刑法中受到青睐的客观解释方法，却是对利益法学方法的抛弃。【内容提要】利益法学方法完成了法学方法论的现代转向。

勉力为之，就难免露出方法论上之盲目飞行的尴尬形迹。但无论是法感也好，内省直 观也罢，经还原之后，都不外乎是法官个人的主观见解和正义感，因而由此得来的判断，只能算是法官个人的法律上之发现，而非法律结论。所以当利益发生冲突之时 ，他不主张这种区分，而主张将冲突的各种利益视为同一种类的利益——创造一个对话 平台，然后加以比较。在日出前法权处于冷清的状态，没有影子，日出后或太阳照耀时，影子从法权后面移到旁边，最后出现在法权的前面。

但仍要注意到，此时法官针对个案所做的判决，对其他 法官不具有约束力。(二)无法司法：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 庞德将利益分为社会利益、公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并指出这些利益在本质上都是特定 社会众人的实际需要，不同的区分只是源于不同的观察角度。

这种法权感或曰直觉判断，是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产物，而不是非理性的妄想和念头。笔者拟以黑格尔对德行与世界进程 的论述为例，(注：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 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252～260页。

前者涉及到 不同利益之间如何界定、权重以及可否直接衡量。(注：See A.M.Honore,LegalReasoning in Rome and Today,Cambridge Law Review(1973),pp.58.)而拉德布鲁赫(Radbruch)亦认为：正如那些费心于自我审视的人大多是病人一样，忙于探讨自身方 法论的科学也常常是病态的科学。与赫克同时代的法学家伊塞(Isay) 和奥特曼(Oertmann)等人，就批评利益这一概念过于模糊、宽泛，因而没有任何方 法层面上的价值。规则和思维是他的思维的两大界限。而利益法学方法所奉行的利益划分和权衡思维，既背离 了既定法秩序，也忽视了作为法学思维之特色的明晰性—确定性和客观性—合法 性要求，因而不免落入学科迷失和思维迷糊的境地，乃至沦落为方法论上的盲目飞行 指南。(注：参见[德]科殷：《法哲学》 ，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197、198页。

(注：参见[日]加藤 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译，《民商法论丛》卷2，法律出版社1995 年版，第84页以下。)先于具体法规范的法权感，总是会抢在后者之前发表对案子的结论，因而对法官的判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是可能容许一种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差别，造 成贫富悬殊。第二种情形，假设正妻所能得到的赔偿额是一个固定额，那么保护姘居妻利益 ，就会损害司机的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一)三个问题：概念、基准与思维定位 (1)利益概念的局限性：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利益法学明确表述自己反对传统法学方法的概念主义倾向。而本文业已论证，无论是个案剖析，还是整体校验，利益法学方法都无法满足方法论上的可操作性、可预测性和确定性的要求，它并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或自足的法学方法，因此，也就不能担保判决之合法性与正当性。

以泸州遗赠案为例，立遗嘱人生前以合法有效的形式 ，将财产遗赠给了姘居妻，在此运用利益权衡方法的话，必然会出现继承法和婚姻法所 体现的制度利益相对立的局面。对于德行意识来说，规律只能是本质的东西，而个体 性是要扬弃的东西。在以往的法学家中，庞德算是最富洞 见的一位，(注：庞德曾举了某人未经我的同意而取走了我的表这一事例，来说明 各种利益间的重叠、渗透和转化关系，他说我对表的要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可以 被认为是与保障占有物的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当我起诉时，我的要求就作为保障 占有物的社会利益而提出，see R.Pound,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YaleUniversity Press,1942,pp.69-70。前一阶段对各种科学理论的妥当性，一概 暂时不予判断，而是运用直观将现象直接显现于意识之中。

假使法学不想转变成一种或者 以自然法，或者以历史哲学，或者以社会哲学为根据的社会理论，而想维持其法学的角 色，它就必须假定现行法秩序大体看来是合理的。在裁判过程中，如果在现有法律制度中能够发现相关的 或可类比适用的利益评判，那么相关的制度利益就应当优先得到适用，而不是将其降格 为利益权衡过程中以资考量的因素之一。

(注：Cf.W.Friedmann,Legal Theory,Stevens Sons Ltd.,1967,pp.334-5.)拉伦兹将其要领转述为，一旦冲 突发生，为重建法律和平状态，或者一种利益必须向另一种利益让步，或者两者在某种 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反之，规则是通过某些特定的个案或案件类型进行解释。

如果选择保护姘居妻利益，则不但损害正妻的利益，而且还会损害制度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笔者以为这种困境，先天地规定在利益法学方法所持的哲学思考方式中。

而胡塞尔之所以采取这种认识方法，是因为其有批判并克服实证主义的意图。群体利益，是 一个颇为勉强的概念，这类利益的主体，毕竟与系争个案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注：Cf.R.Pound,A survey of Social Interest, Harvard Law Review 57,1943,pp.1-39.also 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YaleUniversity Press,1942,pp.63-81,134.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Beacon Press ,1921,pp.91-93,197-203.Interpretations of Leg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22,pp.158-64.)为了构建这样一个利益纲目或曰对话平台，庞德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社会利益分类与体系： ①一般安全之中的社会利益：以社会生活的名义经由社会团体争取的要求、请求或需 求必须加以保护，使免于任何威胁其存在的行为发生。笔者以为，概念失当导致利益法学方法面临三个无法释明的基础性问 题或曰通病。

换言 之，法官不能只负责适用某条具体的命令，他还得保护那些立法者认为值得保护的所有 利益。鉴于价值计量和利益权衡的融通关系，这种计量方法也可视为是利益法学方法的最新进展。

)而庞德沿承利益法 学发展而来的社会利益分类和利益衡量学说，更被誉为是法理学上的门捷列夫化学元 素表(注：美国法学家帕特森(Patterson)在论及庞德的社会利益说时尝言：他的关 于社会利益的分类，看来包括了立法机关和法院在制定或解释法律时所必须考虑的全部 公共政策，至少可以像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表所起的作用那样……，see Patterson, Jurisprudence,Foundation Press,1953,pp.518。(注：Philipp Heck,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Interests,in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s,trans.and ed.by M.MagdalenaSchoch,Harvard University,1948,pp.130-1.) 当法官面对一项法律漏洞——制定法未曾规范的案件事实——时，他首先须考虑到引 起争讼的利益冲突。

因为我们不可能离开概念进行构思。从某种角度来讲，梁文只是绕过相关法条，运用现有法秩 序背后立法者的利益评判重新解释了这个案件，这种舍近求远的思考方法，不免给人以 与风车作战的感觉。